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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惜惶的一年5（第1页）

童年所住的这座宅院是由原来的房子搬倒扶起的，就是原址新建，农村的宅基地每户只有一处，如果有两个儿子，可以在任何一个儿子结婚时候，才有资格申请宅基地。想要异址新建就必须先把原来的卖掉。因为原来的土坯房，陈旧并有坍塌的危险，现在流行砖挂面，而且房子是一家人的脸面，就是路上偶遇时候，都会掺进去打招呼的语气的。

建房子是一个长期工程，至少一两个月完成不了，一家人挤在下屋的仓房里，刮大风的时候觉得房盖马上会被掀跑，下雨的时候真是外边大雨屋里小雨，外边雨停了，屋里还在下毛毛雨。满屋地的盆盆罐罐用来接水，只要下雨就不要想正常入睡了。

而就在前一年奶奶瘫痪了，母亲背着奶奶四处求医，最后有个叫大青山的地方可以看“外科”，这个“外科”就是跟鬼神有关了，母亲说她背着奶奶一进那个屋子，这个小老太太就说了，知道母亲为啥来，然后用少女的声音说：“她的寿命已到，不久就要归西了”，可是老太太才五十多啊，救救她吧，母亲声泪俱下的说。“那就得借阳寿了”，母亲心一颤，随即说我可以，我愿意。“二十年后你要来找我”临走时候，少女的声音嘱托了最后一句。回来后奶奶就由瘫痪变成半身不遂了，七十八岁去世，距离“外科”整整十年，母亲因为忙没有再去。而母亲五十八岁去世，我想这少去的二十年应该在奶奶那里吧！

在房子地基刚刚建完就下了几场雨，这是福兆，母亲看到下雨就会念叨“雨浇梁越过越强“，而此时家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事，那时候的家，就如同暴风骤雨里的仓房，四处漏风，随时漏雨。

这一年父亲病了，肺结核，这个病在现在不是什么事儿，可是那个年代，另一种说法是痨病，意味着家里暂时失去了一个劳动的主力，挣钱的能手。父亲脸肿得如同面盆，家里仅有的细粮也都紧着父亲，半身不遂的奶奶都排在了后面。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和弟弟也接二连三的病了，母亲领着发烧的弟弟去了儿童医院，第二天大姐就带着我去了，我三岁，弟弟一岁，主事的大姐才十岁，三个病人急需用钱治病，大姨妈闻讯送来了六十元钱，那时候民族饭店的馒头五分钱一个，想想这六十元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

当时儿童医院是水磨石地面，没有床位，大姐坐在走廊地上抱着奄奄一息的我，一位胖胖的奶奶过来说：“孩子，把她放地上吧，大人呢？“。多年以后大姐反应过来，可能人家觉得我已经断气了。

十岁的大姐白天来替换母亲照顾我们，晚上还要回家去，家里还有需要照顾的奶奶和父亲。从家来市里可以坐汽车，乘火车，当然如果卖菜也有人会赶着马车进城，而大多数人都跟大姐一样乘坐火车，我们都叫它“小逛当”，老式的绿皮火车，很慢而且每一站都停，车票五毛钱，硬纸板是的长方形车票，进站出站都需要用钳子式的剪刀剪一下，大姐从来不买票，经济的拮据，已使十岁的她成为被迫逃票的“老油条”，而且她是小孩子，好心的工作人员也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大姐的每天来回的奔跑，会省下很多餐费，大姐每天都会拿一盒大碴粥，只是此时的粥接近于饭了，以免乘车不方便携带。家里如果有白面多好，还能做几个馒头。

有时候大姐袜子里会放着父亲不知道卖了家里什么物件得来的五块或者十块钱。

即使这样每天母亲也都为餐费发愁，看病的花费已经是一笔巨款，而且害怕如果不够，穷苦人家去哪里借啊，母亲去餐馆会给我和弟弟买粥，有时候会带回包子或者饺子，粥是花钱了的，只是偶尔的包子，饺子是其他桌子剩下的，现在有“光盘行动“，那时候我们这儿管这叫“舔盘子“，是叫花子才会做的事情，可是在生存面前，尊严又算什么呢？

终于在大雪纷飞的年根我们三口人都恢复了健康，只是父亲仍不能劳累。

本来年底应该入住的新房也延期了，那一年我们在仓房里过的年，那一年的年，家里没有油，肉，面。腊月二十七，与母亲相处很好的屯邻，外号小个老李我叫大姑的，给母亲送来五斤猪肉和十斤白面，母亲说这些会是小李姑姑家一半的年货。这份恩情母亲往生的时候还在念叨，后来无论小李姑家孩子的工作安排还是用钱用人，母亲从来没有犹豫过。要知道这个村里住着两个亲娘舅，还有很多大伯啊。

天气转暖家里房子又开始动工了，房顶完成以后也没有钱再投入了，母亲要到队里劳作挣工分，父亲就在家指挥十一岁的大姐，九岁的二姐，做泥草辫子做隔墙，还有后墙和侧山墙，母亲说晚上睡在仓房能听到路过人的说话，有一天一个人说：“嘿嘿，他家四处漏风啊！“。母亲确信的说那是小队会计徐海，这个人后来是父亲的手下。

经过大家的辛苦劳作，在汛期到来之前，我们搬入新屋，不但是砖挂面而且前脸还用粉色和绿色碎石抹平做了图案，就如同住进这新房子的心情一样，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也是这一年发生了“提酒蹭樱桃”事件，除了原有的一棵老梨树，其他都是母亲新移栽的。

我们村是八三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八零年，也就是父亲康复的那一年，被选上三队队长，一向挣不了一整个成人劳动力工分的父亲，不但挣来了工分，还有额外收入。

各个生产队生产田亩数是大致相同的，村里领导班子说了，产粮一部分交公粮，剩下另一部分队员分，种什么植物村里不管。

父亲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确是一个头脑灵活的知识分子，在玉米已经齐腰高的时候，带领队员全都铲掉种瓜，真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说服队员的，在另外几个队惊诧而又带有诅咒的讽刺中，三队的瓜大丰收了，据说不但队员收入翻番，而且年根三队杀了两头猪。父亲一共当了三年的队长，第一年种瓜丰收，第二年养猪，第三年养猪和大鹅，这三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绩，也赢得了一大批粉丝。

多年后即使父亲弯腰驼背粉丝一直都在！

童年所住的这座宅院是由原来的房子搬倒扶起的，就是原址新建，农村的宅基地每户只有一处，如果有两个儿子，可以在任何一个儿子结婚时候，才有资格申请宅基地。想要异址新建就必须先把原来的卖掉。因为原来的土坯房，陈旧并有坍塌的危险，现在流行砖挂面，而且房子是一家人的脸面，就是路上偶遇时候，都会掺进去打招呼的语气的。

建房子是一个长期工程，至少一两个月完成不了，一家人挤在下屋的仓房里，刮大风的时候觉得房盖马上会被掀跑，下雨的时候真是外边大雨屋里小雨，外边雨停了，屋里还在下毛毛雨。满屋地的盆盆罐罐用来接水，只要下雨就不要想正常入睡了。

而就在前一年奶奶瘫痪了，母亲背着奶奶四处求医，最后有个叫大青山的地方可以看“外科”，这个“外科”就是跟鬼神有关了，母亲说她背着奶奶一进那个屋子，这个小老太太就说了，知道母亲为啥来，然后用少女的声音说：“她的寿命已到，不久就要归西了”，可是老太太才五十多啊，救救她吧，母亲声泪俱下的说。“那就得借阳寿了”，母亲心一颤，随即说我可以，我愿意。“二十年后你要来找我”临走时候，少女的声音嘱托了最后一句。回来后奶奶就由瘫痪变成半身不遂了，七十八岁去世，距离“外科”整整十年，母亲因为忙没有再去。而母亲五十八岁去世，我想这少去的二十年应该在奶奶那里吧！

在房子地基刚刚建完就下了几场雨，这是福兆，母亲看到下雨就会念叨“雨浇梁越过越强“，而此时家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事，那时候的家，就如同暴风骤雨里的仓房，四处漏风，随时漏雨。

这一年父亲病了，肺结核，这个病在现在不是什么事儿，可是那个年代，另一种说法是痨病，意味着家里暂时失去了一个劳动的主力，挣钱的能手。父亲脸肿得如同面盆，家里仅有的细粮也都紧着父亲，半身不遂的奶奶都排在了后面。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和弟弟也接二连三的病了，母亲领着发烧的弟弟去了儿童医院，第二天大姐就带着我去了，我三岁，弟弟一岁，主事的大姐才十岁，三个病人急需用钱治病，大姨妈闻讯送来了六十元钱，那时候民族饭店的馒头五分钱一个，想想这六十元是多么大的一笔巨款。

当时儿童医院是水磨石地面，没有床位，大姐坐在走廊地上抱着奄奄一息的我，一位胖胖的奶奶过来说：“孩子，把她放地上吧，大人呢？“。多年以后大姐反应过来，可能人家觉得我已经断气了。

十岁的大姐白天来替换母亲照顾我们，晚上还要回家去，家里还有需要照顾的奶奶和父亲。从家来市里可以坐汽车，乘火车，当然如果卖菜也有人会赶着马车进城，而大多数人都跟大姐一样乘坐火车，我们都叫它“小逛当”，老式的绿皮火车，很慢而且每一站都停，车票五毛钱，硬纸板是的长方形车票，进站出站都需要用钳子式的剪刀剪一下，大姐从来不买票，经济的拮据，已使十岁的她成为被迫逃票的“老油条”，而且她是小孩子，好心的工作人员也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大姐的每天来回的奔跑，会省下很多餐费，大姐每天都会拿一盒大碴粥，只是此时的粥接近于饭了，以免乘车不方便携带。家里如果有白面多好，还能做几个馒头。

有时候大姐袜子里会放着父亲不知道卖了家里什么物件得来的五块或者十块钱。

即使这样每天母亲也都为餐费发愁，看病的花费已经是一笔巨款，而且害怕如果不够，穷苦人家去哪里借啊，母亲去餐馆会给我和弟弟买粥，有时候会带回包子或者饺子，粥是花钱了的，只是偶尔的包子，饺子是其他桌子剩下的，现在有“光盘行动“，那时候我们这儿管这叫“舔盘子“，是叫花子才会做的事情，可是在生存面前，尊严又算什么呢？

终于在大雪纷飞的年根我们三口人都恢复了健康，只是父亲仍不能劳累。

本来年底应该入住的新房也延期了，那一年我们在仓房里过的年，那一年的年，家里没有油，肉，面。腊月二十七，与母亲相处很好的屯邻，外号小个老李我叫大姑的，给母亲送来五斤猪肉和十斤白面，母亲说这些会是小李姑姑家一半的年货。这份恩情母亲往生的时候还在念叨，后来无论小李姑家孩子的工作安排还是用钱用人，母亲从来没有犹豫过。要知道这个村里住着两个亲娘舅，还有很多大伯啊。

天气转暖家里房子又开始动工了，房顶完成以后也没有钱再投入了，母亲要到队里劳作挣工分，父亲就在家指挥十一岁的大姐，九岁的二姐，做泥草辫子做隔墙，还有后墙和侧山墙，母亲说晚上睡在仓房能听到路过人的说话，有一天一个人说：“嘿嘿，他家四处漏风啊！“。母亲确信的说那是小队会计徐海，这个人后来是父亲的手下。

经过大家的辛苦劳作，在汛期到来之前，我们搬入新屋，不但是砖挂面而且前脸还用粉色和绿色碎石抹平做了图案，就如同住进这新房子的心情一样，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也是这一年发生了“提酒蹭樱桃”事件，除了原有的一棵老梨树，其他都是母亲新移栽的。

我们村是八三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八零年，也就是父亲康复的那一年，被选上三队队长，一向挣不了一整个成人劳动力工分的父亲，不但挣来了工分，还有额外收入。

各个生产队生产田亩数是大致相同的，村里领导班子说了，产粮一部分交公粮，剩下另一部分队员分，种什么植物村里不管。

父亲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确是一个头脑灵活的知识分子，在玉米已经齐腰高的时候，带领队员全都铲掉种瓜，真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说服队员的，在另外几个队惊诧而又带有诅咒的讽刺中，三队的瓜大丰收了，据说不但队员收入翻番，而且年根三队杀了两头猪。父亲一共当了三年的队长，第一年种瓜丰收，第二年养猪，第三年养猪和大鹅，这三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绩，也赢得了一大批粉丝。

多年后即使父亲弯腰驼背粉丝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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