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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皇室典范》由曾经出洋考察过宪政的载泽起草。《皇室典范》主要涉及皇室的权利以及内廷事务，皇族的权利义务，由身为皇族成员，对皇室事务比较熟悉的载泽来起草，是比较合适的。

至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三人，他们之间虽然有见解上的不一致，但只要金宰阗做出决定，还是能团结一致、辅弼大政的。于是，金宰阗决定由他们分别起草《国会法》、《参议院令》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中华帝国光华元年春天，他们就在中南海的瀛台（嘿嘿，也让他们尝一尝被囚禁的滋味），秘密起草宪法以及其他法律。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沈家本七易其稿，终于在光华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５月，拟就了最后的宪法草案文本，恭请皇帝御览。公布宪法的时机成熟了。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五十七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在世界上曾经辉煌过，这种辉煌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上半叶。也许是为了探寻传说中的建文皇帝，也许是为了宣扬国威，宦官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曾经七次下西洋，打通了从中国前往东非的航线。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第一次从永乐三年六月到永乐五年九月，自苏州刘家港出发，经历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西海岸的柯钦以至古里（今科泽科德）。第二次从永乐五年十一月到永乐七年七月，沿同样的路径至古里。第三次从永乐七年九月到永乐九年六月，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又北上印度东海岸，抵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塞后返国。第四次从永乐十一年十月到永乐十三年七月，又经东印度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也有认为这次远航到达东非沿海的。第五次从永乐十五年秋到永乐十七年七月，与前次航线相同，抵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南岸远航到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第六次从永乐十九年春到永乐二十年八月，除驶入波斯湾外，另有分队绕东非沿海诸港口航行。第七次从宣德六年元月到宣德八年七月，进行了经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的最后一次航行。这次，郑和的部下到达了阿拉伯的麦加。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船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规模之大，史所未有。前后七次所经国家凡三十余国。这样的空前壮举，较之葡萄牙的达•；伽马由伊斯兰教徒导航横渡阿拉伯到达科泽科德早八十多年，也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

郑和七下西洋，率领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开辟了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远洋航道，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它开星象定位、磁针定向、铅锤测探、海图定泊等现代航海术之先河，棹桨起落，挥洒着科技强劲的实力，篷帆张举，鼓舞起创新求索的精神。

明初几十年间，中国古代科技正跨越光辉的顶点。在此之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领先长达14个世纪以上，郑和的远下西洋，集千百年科技创新之大成，其所到之处，无不燃亮起科技文明的灯火。在此之后，背负着历史重荷的中国文明包括其科学技术，逐渐滞后于西方新兴国家，郑和的远下西洋，航行在古代中华科技发展的分水岭上，其余音绕海，成为千古扼腕的辉煌绝响。

中国人并不缺乏开拓精神，但这种由政府组织的远洋活动却明显缺乏经济头脑。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的个性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的人对他武力夺取地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文出走，不知所终。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亚非的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海进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的发展。朱棣取消“海进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了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海外各国同时也认为，跟中国纳贡称臣，进行贸易，建立友好关系，是有利可图的事。

可下西洋虽然给皇帝带来了大量的奇珍异宝，对于大明帝国的财政来说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后来，由于财政危机，大明帝国政府不得不停止了这一项劳民伤财、入不敷出的远征壮举。

为了防御倭寇和其他来自海洋上的威胁和侵略，中国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虽然带来了四百年的安宁，却也使得中国从这个世界上孤立起来，慢慢地衰落了。

直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英国的舰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确落后了很多。外国殖民者不但船坚炮利，而且有着先进的思想理念，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我们必须作出回应。

封建制度在中国是行不下去了，这一点，不但是爱国青年，就是爱国小囡囡都一清二楚，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要融入以西方为首的世界体系，我们必须要采取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变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一次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这场变革是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开始的，比起日本的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足足晚了四十年！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它先后打败了中国和沙俄，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我们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除了日本，还能学习谁呢？

光华帝国元年（１９０９年）１月５日，在乾清宫召开御前会议，与会者有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杨度、汤化龙等人，共同商讨土地改革的大事。

首先由农林部尚书汤化龙说明情况：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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