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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是这样的，不能到处出击。”

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的时候，再一次地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做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态度是极其有害的。”

大使耸耸肩膀，表示遗憾地说：“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只希望你如实转告赫鲁晓夫等领导同志，我毛泽东就是这种态度。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批判他们错误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其他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这种犯有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江青认为，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这样对待她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就是犯了同样的这种错误。

她在和专案组头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说：“我要见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请他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毛主席早就说过：反共的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这话是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讲的。让他们看一看，也许会震动他们一下的。”

说完，江青大笑起来，却是一种干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事情并没有按照江青预料的那种局势所发展，江青渐渐地沉不住气了。这时，她才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政权作保证，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谈。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党内的各种反对势力，是由于他手中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然后才能够把他的智慧和权力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出了无数的有声有色的话剧来。

一九五七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也说：“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并没有得到很及时的贯彻。

江青把这些表现，作为一种敌情动态报告给毛泽东参考。

“主席，党内的这些动向，是个信号。”江青说：“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满，可能还自觉不大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这次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泽东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毛泽东当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会上曾带有警告意味地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但是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洞，中国也是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活动。我看对待这些蚂蚁，不一定用滚水浇，用扫帚打扫一下就把他们扫除干净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代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毛泽东说完刚才那句“以退为进”的话后，背着手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的高大挺拔的松柏，很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你就是把最危险的后果告诉他们，他们还是要作垂死的挣扎。”

江青问毛泽东：“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毛泽东说：“他们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为了在我们有利的时候跳出来，就只好‘引蛇出洞’了。既然是迟早都要出现的事情，那就晚出不如早出。对那些即将跳出来的人，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们过去的历史。我看中国可不是匈牙利或东欧那几个国家。他们起不了大的气候。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跟我们走的。离了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出路嘛。只要我们自己的党不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力量打败我们。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就是你讲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他们会致我们于死地的。但是，我有准备。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犯上作乱。”

整个房间里，回荡着这位巨人对一切暗藏着的反对派的鄙视和轻蔑。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鼓舞。

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新闻和文化、工商等各界的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纷纷起来响应这一号召，给党的各级机关提意见、提批评，帮助执政党进行整风。

江青在后来的讲话中，曾这样讲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看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出后，毛主席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先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暂时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时不予反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暂时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全国人民分清了香花和毒草，认出了牛鬼蛇神，才为后来的反右斗争打下了基础。”

对此，刘少奇是反感的。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的谈话中，有所针对地说：“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在这个时间里，江青的工作也忙到了极点。她不停地搜集情况反映，帮助毛泽东听取汇报，从报纸上和内部参考里寻找材料，然后择要选送毛泽东。

江青对他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跳得最凶。他们叫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反对在机关中建立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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