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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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